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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(5-6)

2020-06-19 14:35:54 来源:创意科技 浏览:713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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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12-2211:20

来源: 

爱思想

作者作者: 

李劼

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(5/6)

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(5/6)

5、北京的同行们

在那次笔会上,众人听韩石山说了许多民间笑话。诸如“拍拍拍拍白拍拍”之类,让人捧腹。不过,我觉得在言谈之间更有幽默感的,是黄子平。

黄子平长得有点像相声演员马季,并且说话也像马季一样的风趣。他对我说,如今许多人都“富”起来了,而我们两个依然如故,在学校里还是贫下中教。他说的富起来了的“富”字,谐音于“副”字。因为当时上海北京两地的同事同行,几乎全都变成了副教授或者副主编。唯有他和我,依然是讲师,没有任何其他头衔。我后来发现,黄子平这句玩笑话的深意,可能还不止于此。他可能也敏感到了同事同行之间的某种分化。就像当年五四《新青年》诸君后来都各走各的路一样,80年代起来的年轻一代学人也正在渐渐地分道扬镳。当然,这样的分化,是在90年代才日益明朗起来的。

不知是他的性格使然,还是他的父辈有过被打成右派的教训,子平说话非常谨慎,一般不会表示什幺态度。他当然更加不会像郑义那样冲锋陷阵。但他心底里始终有一桿秤,并且时常能够洞若观火,大事不糊涂。

世事洞明的结果,经常导致的是谨慎。但内心深处的正义感,又使他忍不住要说上几句,或者一句。他说出来的话,听上去漫不经心,但仔细一品,味道是隽永的。比如他后来说,别人都忘记了,只有刘再复还像个祥林嫂,整天念叨着孩子被狼叼走了。听上去像是句不经意的玩笑话,意思却尽在其中,就像一只不起眼的饺子,要咬到嘴里才知道是什幺样的滋味。

至于他在跟我那篇对话里谈到的后来那代人,一个劲地要杀“兄”,也并非是杞人忧天。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,急于成名的青少年们果然把走在他们前面的人们一起推进了深渊里。

而且,他跟我说我们两个如何如何,也不是随便说着玩儿的。他后来受李陀委託在《北京文学》上主持学术对话,第一个就找了我,讨论如何重写文学史。我给他写的那篇对话,比我在《黄河》上发表的那篇三万字长文,还要认真。并且,谈得更为深入。《黄河》上的那篇长文,主要提出了王国维的意义。但在跟黄子平的对话里,有关文学史的框架以及为什幺如此构架等等,彼此说得更加有意思。

任何一个读过黄子平,钱理群,陈平原三人有关二十世纪文学史的长篇对话的人,都可以发现,黄子平的想法在原创性上更强一些。他们三人之中,黄子平思想最为活跃,并且思考问题不为任何概念所障,总是一见透底。无论是黄子平的谈话还是他的文章,从来没有概念上的云遮雾障。也许会过于言简意赅,但不会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这既是思想上的明确,也是学风上的诚实。

钱理群是具有郑义那种热情的学者。而且,他跟郑义一样,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磨难。无论在为人处世上,还是在着书立说里,钱理群经常会流露出一种在后来学子身上越来越少见的正义感。钱理群不仅为周作人立传,而且也给许多人、无论是诗人还是学者、都刻意迴避的诗人黄翔写了长篇评论。《今天》派的诗人,尤其是北岛那样戴上了桂冠的头号名角,很少提及比他们更早的诗歌前辈,比如郭路生。至于黄翔,更是闭口不谈,好像从来不存在这个诗人一样。在卑鄙和崇高这两者之间,北岛似乎什幺都不缺。至于在为黄翔呼吁和声张的人当中,北岛一直缺席。倒是刘再复,为黄翔奔走呼号过。而继刘再复之后的,就是钱理群。钱理群为有争议的人作传,给被冷落的人写评,让我对他非常有好感。

钱理群的《周作人评传》,我是仔细读了的。我有一次去北京,专门跟钱理群讨论过里面的一些细节。因为我对有关周作人的评价,非常重视。在我当初那篇重写文学史的原稿里,首先重要的就是对周作人那个人道主义文学主张的强调和阐释。我那次跟钱理群谈到最后,他告诉我说,有关周作人的所谓汉奸问题,他本来也有自己的看法。但他写作此着时,他的导师王瑶还在世,特意关照他不要触动这个敏感话题。

说到周作人,我想起我跟汪晖有过一次谈话,那是在9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的夜晚。当时,汪晖住在离吴福辉家不远的地方。我那次在北京时,在吴福辉家住了一个晚上,睡觉之前,我去汪晖住处,跟他谈了两个小时左右。汪晖告诉我说,他当年是从扬州师院考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读博士的。他在扬州师院时的导师,是词学大师龙渝生的弟子。他上北京的时候,他的导师思念先师,请他代为到龙先生的坟上去致哀。汪晖为此在北京到处寻找龙渝生的后人。最后,他在北京图书馆的退休人员名单上,找到了龙渝生的女儿。

他是在一个非常简陋的住房里,见到了龙渝生的女儿及其夫婿,一对老头老太太。他打听到了龙渝生的坟地之后,在告辞之前,那个老头,也即龙渝生的女婿,突然问他说,你们现在这代青年人,怎幺看周作人先生?汪晖对我说,他当时用流行的那套话回答了老人。老人听了之后,长叹一声,说,也许将来的人,永远也不会明白周作人先生了。

也许那位老人问起周作人,有一种对自己的岳丈龙渝生的间接关切在里面。因为在日本人佔领的时候,龙渝生由于是南京图书馆的馆长的缘故,战后也受过牵连。但老人对于周作人的关切,更多的是想知道后人看待当时的历史人物,会有一种什幺样的与以前的宣传不同的眼光。

汪晖当时跟我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,虽然他没有回答好老人的问题,但他言辞之间的那种书生气,还是相当浓厚的。哪里想到,他后来会成为那幺一个奇怪的人物,把毛泽东和现代化硬生生地联接到一起,比相声《关公战秦琼》还要搞笑。更加搞笑的是,他竟然因此而获得了热烈的掌声,赢得了空前的名声,成为一颗耀眼的学术新星。这样的学术世界不算疯狂,还有什幺样的学术世界算疯狂?

不过,汪辉阔起来之后,倒是没有忘记老朋友。我看在一些评奖之类的事情上,他经常把钱理群或者其他旧友一起拉上。陈平原有没有借光,我不清楚。须知,陈平原曾和汪晖一起编过《学人》一刊。

说到陈平原,我想说说我对广东人性格的体会。我以前不太知道广东人是什幺样的性格。后来我在纽约碰到一个广东朋友,让我完全明白了广东式的耿介。我那朋友推荐我买一块手錶。我定购之后,觉得我要那幺好的手錶没什幺意思,就去退货。结果,人家不让,闹到最后,被罚了定金。这事让我那位广东朋友知道后,一面怪我傻头傻脑,那幺便宜又那幺漂亮的手錶不要;一面又说我这幺做是违反生意规则的,理当被罚。完了之后,他第二天跑到錶店里,把我本来定购的那块手錶买了下来。他已经有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手錶,只是表面的颜色有点不同而已。但他为了向我证明他的推荐是不错的,同时也不让我因为退表而吃亏,买下了那块手錶,要把我被罚的钱归还给我。我以前只知道广东人喜欢做生意,并不知道广东人其实有这幺一种耿介性格。

我由此回想自己跟陈平原的交往,发现此君也是这幺一个不无耿介的广东人。可能正是这样的耿介,使他对武侠小说有兴趣,写过一本武侠小说研究专着。我曾经给他的散文写过一篇评论,但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广东式耿介,所以写得不够到位。

陈平原是个嗜书如命的学子,手不释卷。写作的认真,跟广东人做生意的踏实,一式一样。他从不胡思乱想,更不天马行空。但他每每能够讲出一番有趣的道理。道理人人会讲,但讲出有趣的道理,却并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

不过,陈平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,那年在科罗拉多开会期间,大家一起到赌场去开开眼界,他在赌场里玩乐时流露出来的性情。正如男人面对女人时,在床上无法掩饰自己;男人面对自己时,在赌场里是最为直接的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赌场里装模作样。那天,有些一起去的同行,在赌场里赢了一百来块美元,就赶紧收敛自己,放弃了游乐。而陈平原根本不管那老虎机里掉下多少筹币,照样朝里面继续有滋有味地扔进去。我记得,他还随手抓给我一把,说,李劼,来了就玩个痛快。陈平原此刻的潇洒跟他在文章里的严谨完全判若两人。我以前只知道他在文章里的循规蹈距,此刻才见到他还能在赌场里挥洒自如。

难怪,他在筹备那个历史性的会议时,会提醒刘再复说,别忘了李劼。

原来,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,不管在学问上有多幺严谨。我是非常认同一个人有如此性情的。虽然不一定要玩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程度,但至少不能在一百元美金面前望而却步。至于我本人在赌场里的浪漫主义,再复是完全领教了的。这以后可以在别处细说,这里就略过不谈了。

北京的那些同行,不管在学术上和观点上如何,人品都很不错。即便是不太引人注意的吴福辉,也在圈子里受到大家的尊重。我记得那次在老吴家吃饭,我吃完后,把自己吐出的骨头之类,划进碗里倒掉。老吴见了呵呵一笑,说,嗨,李劼还有这门前清的习惯。他表扬我的口气,像是长辈在说一个孩子。他很高兴地发现这孩子出乎意料地守规矩和懂礼貌。

但我也有让人尴尬同时也使自己尴尬的时候。比如,我有一次跟王富仁约了到他家里见面聊天。彼此谈着谈着,我困得实在不行,竟然就在听他非常激动地跟我讲说鲁迅的当口,眼睛一闭,睡着了。我绝对不是因为话题不对劲的原因,更不是王富仁说得不够精彩的缘故,而就是生物钟转到那个地方,怎幺也支持不住了。我记得同样的尴尬,也发生在我跟张献谈话的当口,好像跟其他人交谈时也发生过。反正,我经常会在走路,谈话,甚至在相当热闹的场合,突然生物钟走到要睡觉的地方,就一下子睡着了。这实在让人非常的尴尬。我希望王富仁能够看到我的这段话,以此作为我因那次突然睡着而向他作出的解释。

我跟北京的同行之间交往不是很密切,但彼此之间却毫无芥蒂。让我对他们感到不解的是,他们对王晓明编的那本《二十世纪文学史论》到底怎幺看?大家为什幺一声不吭?也许他们都有各自的难处,但也不至于难到连问一声都不能问呀?我在此特地存疑,等着他们将来解答。

他们还有一个让我不解的是,从来不对新潮小说和先锋诗歌作出评论。他们宁可钻进故纸堆里,也不对同时代的文学发言。我记得听平原君说起过,他在北京的一个什幺会议上,见到某作家的张狂模样,十分反感。以陈平原他们的学术功力,要对85年以后的新潮小说作些研究和评论,不应该是件困难的事情。他们在90年代搞的《学人》刊物,我认为还是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的。即便是退回到国学里面,也没有什幺不好。因为对于国学,尤其是近代学术,确实有重新认知的必要。我当时也对那一段的历史和学术,作过一番阅读,写了《论中国晚近历史》一着。曾经有人把《学人》的倾向称之为后国学,以此对照于当时流行的后现代。但后来《学人》的后国学好像也不了了之,其中的汪晖更是转而扮演起了那幺一个稀奇古怪的角色。这其中的转换,突然得让人莫名其妙,不知到底是怎幺回事。这也暂且在此存疑吧。

相比于陈平原他们的稳稳噹噹,谢冕在我的印象里,却始终像个孩子那样地率性而为,率性而动。我觉得谢冕的心理年龄,比陈平原他们都年轻,比其学生黄子平更年轻。黄子平跟谢冕在一起说话,会让人感觉他们的师生关係是倒过来的。黄子平的沉稳,甚至沉稳到不无世故的地步,跟其导师谢冕的激情澎湃,澎湃到像个大小孩的程度,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。而且,谢冕一点不在意这个,还特意让黄子平给他的着作写序。这可能是8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道最为有趣的风景。不过,这都已经成为过去了。我看,北大中文系不会再有第二个谢冕,还很难出现黄子平那样的学生。黄子平一直到离开北大中文系,依然还是个贫下中教吧。跟我一模一样。空手而入,徒手而出,这也该算是一种潇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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